第3章 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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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两个人如今肩并肩走在路上，相隔得这么近，却不交谈一句。各人都沉溺在思索里，都在回忆老头子的一番话。张若兰愈想愈觉得害羞，但是她却喜欢这个思想。她想说话去试探他的心理，同时她又害怕因此失掉她的少女的矜持。她只是期待着，等候他来进攻。但周如水并不是像她所想象的那样勇敢的男子。在未离树林时他还有很大的勇气，可是在听了老头子的一番话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心理都被人知道了，自己的秘密被人揭穿了。他想：她也许会怪他冒昧唐突，笑他会有这种野心，或者甚至因此看轻他，以后不再理他也未可知。这样想着，纵然前面有很多的机会，他也没有勇气去利用它了。在路上他被矛盾的思想追逼着。他时而喜欢老头子说了那一番话，时而又抱怨老人不该如此大胆地说。他有时居然鼓起了勇气要对她说话，但是话一到口他的勇气就消失了，始终不曾说出来。最后还是她开了口问他将来的计划。她也许盼望着他的另一种回答。然而他却开始向她宣传起他的“土还主义”以及其他的主张来。他居然以这些伟大的思想自夸，而其实他拿它们来掩饰自己的弱点，来做避箭的盾。
他们回到了旅馆。她回房里去休息。他还在草地上没有阳光的地方徘徊了一阵。他的头很热，心里也烧得厉害。他的眼前浮现了那张圆圆的脸，一双长睫毛盖着的亮眼睛，一个略略高的鼻子，笑时露着酒窝的双颊，左眼角下的一颗小小的黑痣。尤其使他动心的是她低着头玩弄衣角时把两颗水似的黑眼珠偷偷向上面一闪的神情。这时候的她在他的眼前现出了超乎实际的美。他觉得他实在爱她，他绝不能够放弃她。他必须把他的爱情向她吐露出来。他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而且他没有一点可羞愧的地方。他很明白地意识到他爱她并不像他从前爱日本咖啡店的“女给”①那样。他爱那些女子不过是想把她们抱在怀里吻她们，玩弄她们，完全把她们当作玩偶一样。至于他爱她呢，他是愿意和她共同生活，共同创造一种新的事业，互相帮助，互相安慰：他要把她当作一个朋友，一个同志，一个伴侣，一个爱人。
他这样想着，又兴奋起来。他觉得他的爱情是纯洁的，甚至是崇高的，他甚至可以拿这样的爱情自豪。于是他很勇敢地上了楼，打算到她的房里去，而且甚至想好了要和她说的话。但是他还没有走到她的房门口，他的勇气就渐渐地消失了。他迟疑了一会，才鼓起余勇走到她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两下。过后他又有些失悔。
房里没有应声，也没有响动。他想，她也许没有听见。他待要再敲，然而心跳得太厉害，仿佛身子也战抖起来，他的勇气完全失去了，他只得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又禁不住要想她。他要把心好好地镇定一下，但是他的心里又一次燃起了情焰。他愈想压下热情，愈觉得自己的热情差不多要满溢出来了。他必须马上向她吐露胸怀！于是他拿起笔取了信纸，打算写封情书给她。他很热心地写着，然而写了一大篇，尽是些童话里的句子，什么“骑着云儿飞上天空”，什么“和群星在蓝空里游戏”，满纸都是这一类的话，连一句“我爱你”也没有，更不用说别的了。
信写好了，自己读一遍觉得很不错，比得上一篇名家的童话。然而他再读一遍，想想他本来的用意，又觉得这封信把他的本意一点也没有表达出来。他一生气就将这几页信笺撕碎了。
①女给：女招待。
第三节
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里说彼埃尔伯爵自从在跳舞会里嗅到海伦郡主的肉香之后就决定娶她为妻。
邓南遮在他的剧本《死之胜利》中也有女人的肌肉香足以诱惑人安慰人这一类的话。
这两本名著周如水都不曾读过，然而他在一本关于性问题的日文书里读到了以上的话。这经验他现在体会到了。虽然事情已经隔了一天，而且他如今孤零零的在房里读书，但那似麝香非麝香的肉香又仿佛在他的鼻端荡漾，使他忘记了书上的黑字，而沉醉在美妙的回忆里面。同时一个幸福的思想又来提醒他，告诉他，说这美妙的回忆不久就会变为更美妙的现实了。
昨天从树林回来以后，他还和她谈过一次话，就是在傍晚他们吃过晚饭在草地上散步的时候。
黄昏里特别容易嗅到草香，空气也是非常柔和。他们立在一丛玫瑰花的前面，浓郁的甜香一阵一阵地送到他们的鼻端。
“造物的道理真是神秘莫测，像玫瑰那样娇艳的花偏偏要生刺，”张若兰指着盛开的深红色花朵说。
“大约是因为生得娇艳怕人采摘，所以才生了刺来保护自己罢，”周如水解释说。
“那么像牡丹那样富丽的为什么又没有刺呢？”张若兰再问了一句。
这问题，他回答不出来了。他迟疑了一会才说了一句：“这就是娇艳和富丽的差别罢。”说出来，他又觉得解释得不恰当，又看见她的不置可否的样子，便用别的话把话题支开了。他又说：“玫瑰，我不喜欢它。它虽然好看，却没有一点用处。我想写一篇童话《玫瑰与桑树》，就是发挥这个意思，说玫瑰对人毫无益处，反不及桑树，桑树的用处倒多。”
“话不能这样说，至于用处一层也不能够讲得这样狭隘。不过我也不喜欢玫瑰，我嫌它太娇艳了。我喜欢菊花。人说菊花傲霜开，我就喜欢这‘傲霜开’三个字。还有梅花我也很喜欢。我的祖父咏梅花的诗有‘独抱幽情淡冬雪，更怀高格傲春花’①，又有‘不妨清冷洗繁华’②的句子，这正合我的意思。”
“不过我觉得密斯张并不怎么冷，”周如水笑着插嘴说，“密斯张还是个热情的人。”
张若兰只是微笑着，并不答话，不过掉过头来把两颗发亮的黑眼珠对他一闪。
这一闪使他的心变得灵活起来，他鼓起勇气说了下面的很有意义的话：“我也是很爱梅花的，我好久就想折一枝来供在书桌上，只是我每次去折时，树上就只剩了空枝。花都给人折去了。”他说这话时还不能够使自己的心不跳动，使自己的声音不战抖。他说了又惶恐地低下头，甚至许久不敢抬起头来看她一眼。
她并不马上回答。她回味着这话的意思。她的脸上起了红晕。她偷偷地瞥他一眼，并无嗔怪他的意思。她带着笑容，似懂非懂地用了同样暗示的话答复他道：“只怪周先生自己耽误了。周先生既然看中了一枝，为什么不早折？为什么不在别人未折以前去折呢？迟了就有人抢先折去了。花开的时节不长，迟了就要谢的，所以花不能够等人。周先生不记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旧诗吗？”她说完便用一阵微笑来掩饰她的心的跳动。
周如水起初几乎不相信他的耳朵，他想她不会对他说这样的话。他疑惑地偷偷看了她好一会，看见她温和地微笑着，装出不在意的样子看别处，但脸上却淡淡地染上一层玫瑰色，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他抬起头含笑地对她说：“我明白这个道理了。密斯张，谢谢你指教我。”
她又微微地一笑，并不把头掉过来看他。他们两个如今都明白彼此的心理，却又装出不懂的样子，好像并不知道两人的话里都含有双关的意思。
以后他们又谈了一些话。他知道她的父母都早死了，她是在伯父的家里长大的。伯父和伯母待她都很好。她还有一个堂妹和一个堂弟，都在故乡的中学里读书。至于他的身世，他并没有告诉她，她也不曾向他问过。
人的心理常常是奇妙难测的。周如水的心理尤其是如此。在这时候，在美妙的回忆快要变为更美妙的现实的时候，他却开始疑惑起来，他变得胆怯了。于是近两三年来差不多被他完全忘记了的他的身世突然浮上了他的心头。
在遥远的云南省城里住着他的双亲。他们很健康地活着。他还有一个兄弟和两个妹妹。他的环境不能说不是幸福的。在幼小的时候他进了小学，后来他又进中学，这其间他也曾得到母亲的溺爱。中学毕了业他便离开故乡到首都进大学。在大学里念书还不到两年，他就考取了本省的留学官费，离开中国，到东邻的日本去留学。他在东京一连住了七年，除了大学毕业修完教育系的课程外，还过了两三年的自由生活。这其间他得到不少的知识，见到不少的事物，交了不少的朋友。这一切都帮助他发展成一个努力向上的人。他还加入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不过他并未参加团体的活动。有时他回顾自己的周围，想象自己的前途，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有的朋友在书信上，或者谈话中都用羡慕的语气说他的环境很好。
但是事物并不就像外表那样地简单。人也是一样。这所谓幸福的环境不过是他的生活的一面，而另一面却像鬼魂那样地抓住了他，极力使他下落，使他有时候竟完全堕入悲哀的深渊。在十七岁的那一年，他在中学里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的父母给他挑选了一个妻子。于是在这样小的年纪他就做了一个女人的丈夫了。过一年，他又做了一个男孩的父亲。他对于这件婚事本来很不赞成，然而自己从小就被父母娇养惯了，遇事都是由父母替他安排决定，结果自己便成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和安排其余的事情一样，父母给他娶亲也并不征求他的意见，他们独断地处理了一切。最后木已成舟，在新婚的床上他发见了一个丑陋、瘦弱、而且毫不亲切的女子。父母以为娶了亲就是成人的表示，他从此便走上了荣达的路。但是对于一个青年，这样的事却大大地伤了他的心，而且伤了他的骄傲。虽说是那样地优柔寡断，然而他毕竟是一个青年，他有青年的幻梦，他梦想着怎样在外面创造一番伟大的事业，他梦想着有一个温柔美丽而又能够了解他的女子来做他的伴侣。然而这幻梦却让他的父母毫不怜惜地毁坏了。他们在家里给他安置了一个妻子来束缚他的向外面发展的心，给他预定了一个子凡而安稳的前途。他们做这一切，没有一点踌躇，好像他自己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木偶。这太使他伤心了。虽然他很爱他的父母，但是他更爱他的青春，他绝不能够牺牲它而没有一点遗憾。这牺牲太大了。儿子来了，他的父母高兴有了孙儿，可是他更感到悲哀了。这是他的痛苦的成绩，这是他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后所得的酬报。对于这小小的东西他是不能够有丝毫的怜爱的。看见这个孩子，他就自然地想到自己的巨大的牺牲，悲哀便袭来了。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还是有办法排遣悲哀的。他爱父母，他尤其爱他的母亲。每逢痛苦袭来的时候他便拿他对母亲的爱来做挡箭牌。他觉得他付出这样大的牺牲也换到了一点东西，他得到良心的安慰。
儿子来了以后，五四运动也跟着来了。这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还给他带来新的认识。好像一条缚带从他的眼睛上落下来，他发见在他的周围有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他又以新的勇气来继续生活。他的第一个计划便是到首都去升学。
不久他毕了业，而且不费多大的力他就得到父母的允许离开了故乡。临行的情景是悲惨的。他的父亲带着戚容不说一句话，他的母亲一面哭着，一面嘱咐他种种的事情，他所不爱的妻子哭着拉住他的衣袖不要他走。多感的他几乎因此放弃了他的出省的计划，但是他终于走了。
他出省以后在首都差不多住了两年，又在日本住了七年。这其间他没有接到他的妻子的一封信(她不识字)，也不曾得过他的孩子的一张照片。他到了日本以后，他的父亲一年里不过来七八封信，有时候在信里不过略略提一笔，说他的妻子还活着吃饭罢了。因为大学里功课忙或其他的缘故，他每年也不过写八九封信回家，后来渐渐地减少下去，每年至多只写两三封家信。他在信里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妻子。好像在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似的。然而事实上每逢他同一个女子接触的时候，他便自然地想到在家中他还有一个他所不爱的妻和一个他所不认识的儿子，好像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他甚至宁愿眼看着他所爱的一个日本姑娘同别人订婚而自己不敢接受她的爱情，以致终于看见她做了别人的妻子而后悔，而痛哭。他不怪自己没有勇气，他反而以为自己得到了良心的安慰。他为他所不爱的妻子牺牲了一切，他甚至于庆幸自己因此做了一个多情的人。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旧的痕迹刚刚消灭，他又以新的勇气去追逐新的女性了。结果又是一样：自己得到了精神上的痛苦，而同时又得着良心上的安慰。这样就构成了他的生活的两面。所以在为失恋而痛哭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究竟是一个幸福的人；同样在得着新的女性的爱情的时候，他又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
这两年来因为年岁的增长，他的性情也有了一些改变，然而大体上还是“原封未动”。如今在这个新的女性的爱情正要来温暖他的心的时候，过去的事又像鬼魂一般地抓住了他的灵魂。
一个自己不爱的妻，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儿子；还有年老而健康的父母，这是自己所爱的。这四个人轮流地在他的脑子里出现着。但是在这四张脸后面突然又出现了一张可爱的脸庞，依旧是长的睫毛，大的眼睛，略略高的鼻子，微笑的嘴唇。这张脸比以前四个人的脸更强烈地占据了他的脑子，他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它去掉，尤其厉害的是那双晶莹的黑眼珠往上一闪的神情，这差不多要把他完全征服了，使他几乎忘掉平日所夸耀的男性的骄傲，而拜倒在这张脸庞之前。
于是他想：一切都是决定的了，自从嗅到她的肉香以后他就不应该再犹豫了。他应该像小说中的彼埃尔那样马上向他的海伦求婚。
他便是这样想着也不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决定。过了短时间，良心上的不安又突然袭来了。抛弃了家中的妻子和另外的女人恋爱结婚，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而且他这样做就得跟家庭断绝关系。他的妻子且不必提，他的父母就不会赞成这件事。这对于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会使他们十分伤心。他要是只顾自己的幸福冒昧地做了这件事情，那么他对父母便成了不孝的儿子，对妻子便成了不义的丈夫，虽然自己并不爱这个妻子。以后他便不能够回家去和他所爱的父母见面了。而且从此他便在道德上破了产，会成为被社会唾弃的人。这个打击太大了，他实在不能够忍受，这时他又有了放弃她的心思，并且甚至疑惑起来：她是否真正爱他，是否真有勇气来和他共同接受这样的一个打击。
他左思右想，简直想不出一个头绪来。他完全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才好。后来他想起了住在上海租界里的友人陈真：陈真也许会替他想出一个主意。他便给那个友人写信。信写好，他觉得不对又撕了，另写一封。里面的话与自己心里所想的完全不同。
①②借用作者祖父李镛的诗句。(1981年注)
第四节
中饭后周如水正要睡午觉，侍役领了两个客人进房来。他们是他的朋友陈真和吴仁民。他站起来和他们握了手，招呼他们坐下。
陈真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身材并不高，瘦削的脸上永远带着刚毅的表情。一副大眼镜罩住他的近视眼。此外也没有别的特征。但从各方面都可看出来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吴仁民的年纪比陈真的大一些，身材略高，有一张圆脸和一个结实的身子，气魄大，又有热情，但容易使人觉得他有些轻浮。
“仁民到我那里去说起要看你，恰好你的信来了，所以我们一道来看你。”陈真说着便在躺椅上坐下，一面摸出手帕揩额上的汗珠。
吴仁民在写字台前那把活动椅上坐下，随便翻看桌上的书，脸向着站在屋中央的周如水，带笑地问道：“近来怎样？听说你又有了新的‘罗曼斯’了。”
周如水笑了笑，问道：“你读了我写给陈真的信吗？”
“是，读过了，不过女人是谁我却不知道，”这是吴仁民的回答。
“她的姓名，你何必要知道？一个女人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何必一定要打听出来她是谁。我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且这个女人你们是见过的。”
“我们见过？什么人？这就奇怪了！”陈真惊讶地大声说；“你说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张若兰，你不是见过吗？”周如水终于说出了她的名字。“你不是在剑虹家里见过她吗？那一次我也在那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长睫毛，亮眼睛，高高的鼻子，左眼角下有一颗黑痣。”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陈真打断了。陈真猛省地大声说：“啊，原来是她！岂但见过，我和仁民还常常谈起她。人还不错。我看她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
“好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这句话如水听了一定不高兴。”吴仁民在旁边拍手笑起来。
“不见得罢，”周如水表示不服，开始分辩道。“她的思想和我们的接近。我看她丝毫没有小资产阶级的习惯。”
“是，我知道了。”陈真忍不住噗嗤一笑。“她一定赞同你的‘土还主义’，一定说都市的文明怎样不好，都市里整天有汽油味，电车上卖票人如何揩油，商人怎样欺骗，乡下有美丽的风景，有清洁的空气，有朴实的居民，又说大家应该拿起锄头回到田里去。于是你们两个就‘土还’到海滨旅馆来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吴仁民也附和着笑了。
周如水在旁边又好气又好笑，但是他也忍住了，依旧心平气和地分辩道：“你误会了，‘土还主义’决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还不懂得什么是‘土还主义’。”
陈真的脸色变得严肃了，他认真地说：“懂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土还主义’不过是‘土还主义’罢了。在我，与其在乡下过一年平静、安稳的日子，还不如在都市过一天活动的生活。”
周如水注意地听他说话，他想这些朋友在思想上是渐渐地跟他分开了。他们是都市主义者，而自己一个却变成“土还主义者”了。他又想起在陈真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乡村问题连一个也没有谈到，他完全是对都市里的人说话的，好像以为都市问题一解决，乡村问题也就连带解决了。他觉得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他以为乡村比都市更重要，将来新社会的萌芽就在这里。所有觉悟了的人都应该离开都市，到乡村去工作，去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以及其他公共事业和生产事业，去教导农民，帮助农民。他以为这种办法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他每次说出去，便是最好的朋友像陈真他们也要非笑他，不是说他的办法太迂远，就是笑他在做梦。他们确实不了解他。
他想到这里，觉得愤愤不平，好像心里有许多话要吐出来，但是看见陈真的挣红了的脸，便不禁想到这个青年把他的生命消耗在什么上面，他是如何不顾性命地努力着，究竟为了什么人。于是他觉得纵然陈真的主张错了，自己也没有权利反对他，因为他是把他的生命牺牲在这上面了，而且是为了别人。最后他对陈真起了崇敬的感情，同时还带了关切的眼光看这个朋友，一面说：“你也应该保养身体才是，何必这样容易生气？”
“他是没有办法的，他那样不顾性命地工作，那样不讲卫生，真不行。我看他也应该找一个女人才好，”吴仁民微笑道。这微笑里面含得有痛惜。
“那么我把张若兰介绍给你好不好，又漂亮，又温柔，又体贴，”周如水笑着对陈真说，这是在开玩笑。
陈真摇摇手带笑说：“去罢，你的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又说：“你何必这样客气，把你的人让给我呢？”他还是笑着，他对自己的身体素来就不关心。
“真，老实说，你那种办法，我实在不赞成。一个人做事并不在目前的两三年，你何必这样性急？你的身体我们很关心。我们做朋友的不能够眼睁睁看见你这样不爱惜地摧残你自己！”吴仁民感动地说，他的声音微微地颤动。他似乎害怕陈真不肯静静地听完他的话，所以故意把话说得很快，但是他说不下去了。陈真惊讶地望着他，他也挣红着脸默默地看陈真。过了半晌他才接着说下去：“我们劝你，你总不肯听我们的话。所以我主张找一个女人来管束你，像一个保姆照料小孩一样，给你安排一切……”
陈真听到这里就微微一笑，打岔说：“就像瑶珠对你那样，是吗？”
周如水本来有些伤感，听见这句意外的话，忍不住噗嗤地笑出声来。
“真，你真正岂有此理！”吴仁民又气又笑地对陈真说，“我对你说正经话，你不应该跟我开玩笑！你难道就一点不爱惜你自己？你知道我们对你――”他很激动，不能把话说清楚，就不得不把它咽住了。
陈真默默地站起来。他看了吴仁民几眼，他懂得那眼光，那表情。他再看周如水，周如水的眼睛也在发亮。他知道朋友们爱他。他感到一阵温暖，昂起头在房里走了几步，然后用感激的眼光看吴仁民，微微一笑，说：“谢谢你。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你看我不是过得很好吗？”
“很好？但是你不觉得你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在瘦下去吗？我们看得很清楚！”吴仁民差不多要发出了绝望的哀鸣。
“不错，真，我去年看见你还比现在强健些。你的病又不是不治之症，就坏在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你纵然不为你自己打算，你也应当想到我们大家对你的一片心，”周如水感动地说，他觉得他要哭了，他掉过头去不敢再看陈真一眼。
陈真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自语似地说：“你们为什么单单注意到我一个人？我是不要紧的，只要你们都好。……我知道你们爱护我。然而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他走回到躺椅前面，坐下去，勉强地笑了笑，继续说：“不要谈这件事情。你们快要把我说得哭起来了。我刚来的时候本来很高兴。”他说完就闭上眼睛把身子躺下去。
这一来大家都没有话可说了。周如水掏出手帕暗暗地揩眼泪，吴仁民默默地咬着嘴唇皮，埋下头看他刚才在桌上翻开的书本。
过了一会，陈真忽然睁开了眼睛惊愕地看他的两个朋友，大声说：“如水，还是你的问题要紧。你现在究竟打算怎样办？”过后他又望着周如水的刚刚抬起来的长脸，等候这个朋友的回答。
“怎样办？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呢，”周如水迟疑了一下答道。
“没有决定？”陈真惊讶地问，“你不是写信说已经不成问题了吗？”
周如水痴呆似地望着陈真，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有点害怕回答陈真的问话，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得随口说道：“信上写的什么我自己也记不起了。问题确实是有的，而且很复杂。”
陈真没有开口。
“有什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你没有勇气！”吴仁民冷笑地说。
陈真这时忽然大声笑起来。但是周如水却涨红了脸表示不服地争辩道：“哪个说我没有勇气？我要是决定做起来，我就会拚命干去，什么也不顾。我的勇气比什么人都大！”他有一点自负的样子，这时候他真正相信自己有很大的勇气。
“只是要等你决定，可就难了。你一生至多也只有一两次的决定，”吴仁民笑道。
周如水摇摇头，气恼地望着他们，过了半晌；才说：“你们不了解我，我的问题很复杂……”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陈真抢了去说：“是的，你有自己不爱的妻子，自己不认识的孩子，你有年老的父亲母亲，……这些我都知道。你还有什么呢？”
“怎么他已经结过婚了？”吴仁民惊讶地说；“我们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没有结过婚！”
周如水受了这一顿抢白，气得说不出话，又不好对他们发作，便发呆地望着他们。
“这就是他的复杂的问题了，”陈真点头说。“他的朋友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在日本和他同住过半年，他的家信我都看过。”歇了歇，他又对周如水说，“其实这丝毫不成问题。实际上你差不多跟家庭脱离了关系。你在外面爱上了一个女人或者和她同居或者结婚，没有一个人来干涉你。”
“只是我良心上怎样过得去？”周如水现出痛苦的样子，这时候他好像把自己当作了一个伟大的牺牲者。
“良心？什么良心？”吴仁民坐在椅子上笑起来，“这跟良心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爱上一个女人同她结婚，这是很自然的事。家里的妻子是父母替你娶的，那不是你的妻子，那是他们的媳妇，让他们去管罢。”
“这样岂不会使父母难堪吗？岂不是从此跟家庭完全断绝了关系，永远不能够回家再见父母一面吗？这太残忍了！”周如水悲痛地说。
“那么就索性离婚罢，”陈真用了近乎残酷的语气说，好像丝毫不同情他似的。“你能够离婚倒也算你一生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的事。”
“离婚？”周如水不懂似地念着。这两个字像鞭子似地打在他的头上，他用手抚着前额，现出惊恐的样子。这两个字太可怕了，是靠着良心生活的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忽然惊惧地叫道：“不能，这是良心所不允许的。不但不能够实行，而且连提也不行，提出来，第一我的父母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会使他们伤心。我还有良心，这样的事我不能够做！”
陈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对于藉良心做护符的周如水起了反感。他的眼里发出强烈的光，透过眼镜刺在周如水的脸上，刺得周如水的脸发痛。他说：“良心！去罢，我不要良心！我正要使那班人，使一切的人会因为自己的过错受到惩罚。不管犯错误的是父母或是别人，都该受到惩罚。……把一个人生下来，在他面前安放了希望，用这个来引诱他，在他快要达到的时候却把希望拿走了，另外给他造就一个牢狱，把他关在那里面，使他没有青春，没有幸福，使他的生活成为长期的受苦。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玩物由自己任意处置，这样的父母是应该受惩罚的。我们正应该使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然而你，你却以为应该为他们牺牲一切，你却躲在良心的盾下放弃了你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你真是个懦夫！”他后面的话说得非常快，周如水和吴仁民两人都听不清楚，不过他们知道他动了气。他容易动气，大概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会安静下来。所以大家也不去管他。他们即使不赞成他的话也不去驳他。这时他说完话，便又默然了，脸红着，样子很苦恼。
这些话太可怕了，在周如水的耳里听来是很荒谬的。要是说话的是别人，他一定会跟他争辩。然而年轻的陈真坐在他的面前喘气；这个人和他一样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却不是为了少数人，是为了大众。而且更超过他的是这个人整日劳苦地工作，从事社会运动，以致得了肺病，病虽然轻，但是他在得了病以后反而工作得更勤苦。别人劝他休息，他却只说：“因为我活着的时间不久了，所以不得不加劲地工作。”如果不是一种更大的爱在鼓舞他，他能够贡献这样大的牺牲吗？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周如水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拿“没有良心”的话来责备的。他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答复陈真。他只是茫然望着这个人的脸。
过了一些难堪的宁静的时候。
“你究竟怎样办？”吴仁民追逼似地问。
“让我再仔细思索一下，”周如水沉吟地说，“我想我应该决定一个计划。如果我决定不管家庭，我自然要找一个女子，我的确需要结婚。不过我又想回家去，那么一切计划都谈不到了。”他的声音里带了忧郁，他似乎也害怕回家去。
“你回家去又打算怎么办？到乡下去做改良农村的工作吗？”吴仁民关心地望着他。
“我本来有这个意思，我想回到自己比较熟习的乡村去，办一些改良的事业。先从一个小的乡村做起，然后再扩充到几个乡村。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办民团，因为那些乡里常常有土匪，民团也是需要的……”
“这也很好，不过我怕你一个人去做有困难，”吴仁民点头说。
周如水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忧郁了，他平日很少是这样忧郁的。他焦虑地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就写信来骂我说：‘你读了这许多年的书，怎么居然弄昏了头脑想起归农来了？你快不要再提归农的话。几个月以前有两个首都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回来的学生跑到乡下去，住不到两个月就被人捉将官里去，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砍了头。你要回来就快息了归农的念头罢。’这样看来，即使回家去，‘土还’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那么你怎么办呢？”吴仁民的眼光就在他的脸上盘旋，使他无法逃避。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茫然回答道。
“我说就不要回去罢！”吴仁民直截了当地说。
周如水现出为难的样子说：“不回去，良心上又好像过不去。两个月以前我还在东京的时候，父亲接连来了两封信要我马上回去，说八九年没有看见我，不知道人怎么样子，很想看到我。他以为我在外面读了八九年的书，又在外国大学毕了业，很可以回省去做官了。”
“做官？我看你的性情决不适宜于做官，”吴仁民插嘴说。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踌躇。做官，我不愿意；归农，又不能够。回家去什么事也不能够做。”他说着，心里很焦虑，他也想不出一个两全的办法。
“那么不回去好了。”
周如水并不注意吴仁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我想了好久，总想不到一个办法。有时我竟然想不顾一切跑回家去，虽然明知道我回去于家人、于我自己实际上并无多大好处，我觉得要这样良心才得安宁。”
“其实照我看来你没有必须回家的理由。”
“你还不明白。……父亲年纪大了，近年来他的生意又完全失败，家里生活也不宽裕，父亲很希望我回去帮助家庭。……而且我有许多亲戚，真正苦得很……大部分是寡妇……我应该设法帮助她们，我如果不回去，她们怎么办呢？”
“你回去又有什么办法？”吴仁民怀疑地侧着头问，表示不相信他的话。周如水回答不出来了。实际上他是没有一点办法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有“良心”两个字，究竟良心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人把他所谓的良心仔细地分析给他看，他也会失笑的。
吴仁民觉得再和周如水讲下去，只是浪费精神，便压住怒气，淡淡地对他说：“好，你回去好了，我赞成你回去，最好早一点动身。”
周如水不知道吴仁民说的是反面的话。他以为吴仁民真的主张他回家去。他听见别人赞成他回家，他自己倒又踌躇起来了。先前他觉得非回家不可，这时候却觉得回家去是太不行了。尤其是抛撇了他所喜欢的张若兰回家去，和他的丑陋的妻子过无爱的生活，这思想是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惋惜地说：“我回到家里恐怕就没有机会再出来。而且我的计划，我的志愿，都无法实现了。还有她……”说到这里他马上住了口。
吴仁民也不去注意这个“她”字究竟指谁，因为在口语里他分辨不出周如水说的是“他”字或“她”字。他只是讥笑地说：“你不是在说牺牲，说良心上的安慰吗？还顾得这些小事情？”
周如水不说话，心里很难受。
“你到这里来，写了多少字？”吴仁民觉得无话可说，忽然想起这件事就问道，同时他也想换个话题和周如水谈点别的事情。
“原稿纸不到两页，算起来不过六百字，”周如水淡淡地回答道。
“怎么这样少？这个地方很宜于写作。”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谁知刚刚到这里，就遇见了她，”说着，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那么我劝你还是放弃了回家的念头罢，同她结婚好了。我看你已经入迷了。”吴仁民看见他笑起来，以为事情有了转机，他会改变主意，便又诚恳地劝他，希望他走幸福的路。
“这个我还不能够决定，我的问题很复杂，须得有长时间的思索才可以避免他日的后悔。”周如水的脸上依旧没有坚决的表情。
“你已经想过好几年了，”这许久不说话的陈真忽然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可是依旧像现在这样地没有结果。你的所谓的良心，好像一个纸糊的灯笼，戳破了是不值一文的。这良心，仔细分析起来，就是社会上一般人的毁誉。……你想着怎样做就不会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甚或会引起他们的赞许，于是你就自以为得到良心上的安慰了。你是没有勇气的人。你没有勇气和现实的痛苦的生活对面，所以常常逃避到美妙的梦境里去。我不像你，我要在痛苦的现实里生活下去。你以为我对我的父母就没有一点爱慕吗？你以为我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吗？不，绝不是这样，我也很知道爱我的父母。然而我生下来母亲就死了。我只有一个爱我的父亲。在十六岁离家的时候我也流过眼泪。不到两年父亲死了，家里接连来了几封电报叫我回去，我也不理。我这样做自己也感到痛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这个身体是属于社会的。我没有权利为了家庭就放弃社会的工作。我不怕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我不要你所说的良心上的安慰，我和你是完全两样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满足。我把我的爱，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上，将来有一天我会看见我的成绩，我的爱和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这些话，态度非常坚决，他的紧握着的拳头像铁块一般。他挺直地立着，显得非常有力，好像是一座塑像。
“你也许有理，”周如水含糊地说，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话可以驳倒陈真了。他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又是痛苦，他不能够看着陈真把他所崇拜的良心分析得那样不值钱。
这样的两个人如今肩并肩走在路上，相隔得这么近，却不交谈一句。各人都沉溺在思索里，都在回忆老头子的一番话。张若兰愈想愈觉得害羞，但是她却喜欢这个思想。她想说话去试探他的心理，同时她又害怕因此失掉她的少女的矜持。她只是期待着，等候他来进攻。但周如水并不是像她所想象的那样勇敢的男子。在未离树林时他还有很大的勇气，可是在听了老头子的一番话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心理都被人知道了，自己的秘密被人揭穿了。他想：她也许会怪他冒昧唐突，笑他会有这种野心，或者甚至因此看轻他，以后不再理他也未可知。这样想着，纵然前面有很多的机会，他也没有勇气去利用它了。在路上他被矛盾的思想追逼着。他时而喜欢老头子说了那一番话，时而又抱怨老人不该如此大胆地说。他有时居然鼓起了勇气要对她说话，但是话一到口他的勇气就消失了，始终不曾说出来。最后还是她开了口问他将来的计划。她也许盼望着他的另一种回答。然而他却开始向她宣传起他的“土还主义”以及其他的主张来。他居然以这些伟大的思想自夸，而其实他拿它们来掩饰自己的弱点，来做避箭的盾。
他们回到了旅馆。她回房里去休息。他还在草地上没有阳光的地方徘徊了一阵。他的头很热，心里也烧得厉害。他的眼前浮现了那张圆圆的脸，一双长睫毛盖着的亮眼睛，一个略略高的鼻子，笑时露着酒窝的双颊，左眼角下的一颗小小的黑痣。尤其使他动心的是她低着头玩弄衣角时把两颗水似的黑眼珠偷偷向上面一闪的神情。这时候的她在他的眼前现出了超乎实际的美。他觉得他实在爱她，他绝不能够放弃她。他必须把他的爱情向她吐露出来。他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而且他没有一点可羞愧的地方。他很明白地意识到他爱她并不像他从前爱日本咖啡店的“女给”①那样。他爱那些女子不过是想把她们抱在怀里吻她们，玩弄她们，完全把她们当作玩偶一样。至于他爱她呢，他是愿意和她共同生活，共同创造一种新的事业，互相帮助，互相安慰：他要把她当作一个朋友，一个同志，一个伴侣，一个爱人。
他这样想着，又兴奋起来。他觉得他的爱情是纯洁的，甚至是崇高的，他甚至可以拿这样的爱情自豪。于是他很勇敢地上了楼，打算到她的房里去，而且甚至想好了要和她说的话。但是他还没有走到她的房门口，他的勇气就渐渐地消失了。他迟疑了一会，才鼓起余勇走到她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两下。过后他又有些失悔。
房里没有应声，也没有响动。他想，她也许没有听见。他待要再敲，然而心跳得太厉害，仿佛身子也战抖起来，他的勇气完全失去了，他只得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又禁不住要想她。他要把心好好地镇定一下，但是他的心里又一次燃起了情焰。他愈想压下热情，愈觉得自己的热情差不多要满溢出来了。他必须马上向她吐露胸怀！于是他拿起笔取了信纸，打算写封情书给她。他很热心地写着，然而写了一大篇，尽是些童话里的句子，什么“骑着云儿飞上天空”，什么“和群星在蓝空里游戏”，满纸都是这一类的话，连一句“我爱你”也没有，更不用说别的了。
信写好了，自己读一遍觉得很不错，比得上一篇名家的童话。然而他再读一遍，想想他本来的用意，又觉得这封信把他的本意一点也没有表达出来。他一生气就将这几页信笺撕碎了。
①女给：女招待。
第三节
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里说彼埃尔伯爵自从在跳舞会里嗅到海伦郡主的肉香之后就决定娶她为妻。
邓南遮在他的剧本《死之胜利》中也有女人的肌肉香足以诱惑人安慰人这一类的话。
这两本名著周如水都不曾读过，然而他在一本关于性问题的日文书里读到了以上的话。这经验他现在体会到了。虽然事情已经隔了一天，而且他如今孤零零的在房里读书，但那似麝香非麝香的肉香又仿佛在他的鼻端荡漾，使他忘记了书上的黑字，而沉醉在美妙的回忆里面。同时一个幸福的思想又来提醒他，告诉他，说这美妙的回忆不久就会变为更美妙的现实了。
昨天从树林回来以后，他还和她谈过一次话，就是在傍晚他们吃过晚饭在草地上散步的时候。
黄昏里特别容易嗅到草香，空气也是非常柔和。他们立在一丛玫瑰花的前面，浓郁的甜香一阵一阵地送到他们的鼻端。
“造物的道理真是神秘莫测，像玫瑰那样娇艳的花偏偏要生刺，”张若兰指着盛开的深红色花朵说。
“大约是因为生得娇艳怕人采摘，所以才生了刺来保护自己罢，”周如水解释说。
“那么像牡丹那样富丽的为什么又没有刺呢？”张若兰再问了一句。
这问题，他回答不出来了。他迟疑了一会才说了一句：“这就是娇艳和富丽的差别罢。”说出来，他又觉得解释得不恰当，又看见她的不置可否的样子，便用别的话把话题支开了。他又说：“玫瑰，我不喜欢它。它虽然好看，却没有一点用处。我想写一篇童话《玫瑰与桑树》，就是发挥这个意思，说玫瑰对人毫无益处，反不及桑树，桑树的用处倒多。”
“话不能这样说，至于用处一层也不能够讲得这样狭隘。不过我也不喜欢玫瑰，我嫌它太娇艳了。我喜欢菊花。人说菊花傲霜开，我就喜欢这‘傲霜开’三个字。还有梅花我也很喜欢。我的祖父咏梅花的诗有‘独抱幽情淡冬雪，更怀高格傲春花’①，又有‘不妨清冷洗繁华’②的句子，这正合我的意思。”
“不过我觉得密斯张并不怎么冷，”周如水笑着插嘴说，“密斯张还是个热情的人。”
张若兰只是微笑着，并不答话，不过掉过头来把两颗发亮的黑眼珠对他一闪。
这一闪使他的心变得灵活起来，他鼓起勇气说了下面的很有意义的话：“我也是很爱梅花的，我好久就想折一枝来供在书桌上，只是我每次去折时，树上就只剩了空枝。花都给人折去了。”他说这话时还不能够使自己的心不跳动，使自己的声音不战抖。他说了又惶恐地低下头，甚至许久不敢抬起头来看她一眼。
她并不马上回答。她回味着这话的意思。她的脸上起了红晕。她偷偷地瞥他一眼，并无嗔怪他的意思。她带着笑容，似懂非懂地用了同样暗示的话答复他道：“只怪周先生自己耽误了。周先生既然看中了一枝，为什么不早折？为什么不在别人未折以前去折呢？迟了就有人抢先折去了。花开的时节不长，迟了就要谢的，所以花不能够等人。周先生不记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旧诗吗？”她说完便用一阵微笑来掩饰她的心的跳动。
周如水起初几乎不相信他的耳朵，他想她不会对他说这样的话。他疑惑地偷偷看了她好一会，看见她温和地微笑着，装出不在意的样子看别处，但脸上却淡淡地染上一层玫瑰色，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他抬起头含笑地对她说：“我明白这个道理了。密斯张，谢谢你指教我。”
她又微微地一笑，并不把头掉过来看他。他们两个如今都明白彼此的心理，却又装出不懂的样子，好像并不知道两人的话里都含有双关的意思。
以后他们又谈了一些话。他知道她的父母都早死了，她是在伯父的家里长大的。伯父和伯母待她都很好。她还有一个堂妹和一个堂弟，都在故乡的中学里读书。至于他的身世，他并没有告诉她，她也不曾向他问过。
人的心理常常是奇妙难测的。周如水的心理尤其是如此。在这时候，在美妙的回忆快要变为更美妙的现实的时候，他却开始疑惑起来，他变得胆怯了。于是近两三年来差不多被他完全忘记了的他的身世突然浮上了他的心头。
在遥远的云南省城里住着他的双亲。他们很健康地活着。他还有一个兄弟和两个妹妹。他的环境不能说不是幸福的。在幼小的时候他进了小学，后来他又进中学，这其间他也曾得到母亲的溺爱。中学毕了业他便离开故乡到首都进大学。在大学里念书还不到两年，他就考取了本省的留学官费，离开中国，到东邻的日本去留学。他在东京一连住了七年，除了大学毕业修完教育系的课程外，还过了两三年的自由生活。这其间他得到不少的知识，见到不少的事物，交了不少的朋友。这一切都帮助他发展成一个努力向上的人。他还加入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不过他并未参加团体的活动。有时他回顾自己的周围，想象自己的前途，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有的朋友在书信上，或者谈话中都用羡慕的语气说他的环境很好。
但是事物并不就像外表那样地简单。人也是一样。这所谓幸福的环境不过是他的生活的一面，而另一面却像鬼魂那样地抓住了他，极力使他下落，使他有时候竟完全堕入悲哀的深渊。在十七岁的那一年，他在中学里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的父母给他挑选了一个妻子。于是在这样小的年纪他就做了一个女人的丈夫了。过一年，他又做了一个男孩的父亲。他对于这件婚事本来很不赞成，然而自己从小就被父母娇养惯了，遇事都是由父母替他安排决定，结果自己便成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和安排其余的事情一样，父母给他娶亲也并不征求他的意见，他们独断地处理了一切。最后木已成舟，在新婚的床上他发见了一个丑陋、瘦弱、而且毫不亲切的女子。父母以为娶了亲就是成人的表示，他从此便走上了荣达的路。但是对于一个青年，这样的事却大大地伤了他的心，而且伤了他的骄傲。虽说是那样地优柔寡断，然而他毕竟是一个青年，他有青年的幻梦，他梦想着怎样在外面创造一番伟大的事业，他梦想着有一个温柔美丽而又能够了解他的女子来做他的伴侣。然而这幻梦却让他的父母毫不怜惜地毁坏了。他们在家里给他安置了一个妻子来束缚他的向外面发展的心，给他预定了一个子凡而安稳的前途。他们做这一切，没有一点踌躇，好像他自己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木偶。这太使他伤心了。虽然他很爱他的父母，但是他更爱他的青春，他绝不能够牺牲它而没有一点遗憾。这牺牲太大了。儿子来了，他的父母高兴有了孙儿，可是他更感到悲哀了。这是他的痛苦的成绩，这是他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后所得的酬报。对于这小小的东西他是不能够有丝毫的怜爱的。看见这个孩子，他就自然地想到自己的巨大的牺牲，悲哀便袭来了。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还是有办法排遣悲哀的。他爱父母，他尤其爱他的母亲。每逢痛苦袭来的时候他便拿他对母亲的爱来做挡箭牌。他觉得他付出这样大的牺牲也换到了一点东西，他得到良心的安慰。
儿子来了以后，五四运动也跟着来了。这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还给他带来新的认识。好像一条缚带从他的眼睛上落下来，他发见在他的周围有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他又以新的勇气来继续生活。他的第一个计划便是到首都去升学。
不久他毕了业，而且不费多大的力他就得到父母的允许离开了故乡。临行的情景是悲惨的。他的父亲带着戚容不说一句话，他的母亲一面哭着，一面嘱咐他种种的事情，他所不爱的妻子哭着拉住他的衣袖不要他走。多感的他几乎因此放弃了他的出省的计划，但是他终于走了。
他出省以后在首都差不多住了两年，又在日本住了七年。这其间他没有接到他的妻子的一封信(她不识字)，也不曾得过他的孩子的一张照片。他到了日本以后，他的父亲一年里不过来七八封信，有时候在信里不过略略提一笔，说他的妻子还活着吃饭罢了。因为大学里功课忙或其他的缘故，他每年也不过写八九封信回家，后来渐渐地减少下去，每年至多只写两三封家信。他在信里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妻子。好像在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似的。然而事实上每逢他同一个女子接触的时候，他便自然地想到在家中他还有一个他所不爱的妻和一个他所不认识的儿子，好像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他甚至宁愿眼看着他所爱的一个日本姑娘同别人订婚而自己不敢接受她的爱情，以致终于看见她做了别人的妻子而后悔，而痛哭。他不怪自己没有勇气，他反而以为自己得到了良心的安慰。他为他所不爱的妻子牺牲了一切，他甚至于庆幸自己因此做了一个多情的人。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旧的痕迹刚刚消灭，他又以新的勇气去追逐新的女性了。结果又是一样：自己得到了精神上的痛苦，而同时又得着良心上的安慰。这样就构成了他的生活的两面。所以在为失恋而痛哭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究竟是一个幸福的人；同样在得着新的女性的爱情的时候，他又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
这两年来因为年岁的增长，他的性情也有了一些改变，然而大体上还是“原封未动”。如今在这个新的女性的爱情正要来温暖他的心的时候，过去的事又像鬼魂一般地抓住了他的灵魂。
一个自己不爱的妻，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儿子；还有年老而健康的父母，这是自己所爱的。这四个人轮流地在他的脑子里出现着。但是在这四张脸后面突然又出现了一张可爱的脸庞，依旧是长的睫毛，大的眼睛，略略高的鼻子，微笑的嘴唇。这张脸比以前四个人的脸更强烈地占据了他的脑子，他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它去掉，尤其厉害的是那双晶莹的黑眼珠往上一闪的神情，这差不多要把他完全征服了，使他几乎忘掉平日所夸耀的男性的骄傲，而拜倒在这张脸庞之前。
于是他想：一切都是决定的了，自从嗅到她的肉香以后他就不应该再犹豫了。他应该像小说中的彼埃尔那样马上向他的海伦求婚。
他便是这样想着也不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决定。过了短时间，良心上的不安又突然袭来了。抛弃了家中的妻子和另外的女人恋爱结婚，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而且他这样做就得跟家庭断绝关系。他的妻子且不必提，他的父母就不会赞成这件事。这对于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会使他们十分伤心。他要是只顾自己的幸福冒昧地做了这件事情，那么他对父母便成了不孝的儿子，对妻子便成了不义的丈夫，虽然自己并不爱这个妻子。以后他便不能够回家去和他所爱的父母见面了。而且从此他便在道德上破了产，会成为被社会唾弃的人。这个打击太大了，他实在不能够忍受，这时他又有了放弃她的心思，并且甚至疑惑起来：她是否真正爱他，是否真有勇气来和他共同接受这样的一个打击。
他左思右想，简直想不出一个头绪来。他完全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才好。后来他想起了住在上海租界里的友人陈真：陈真也许会替他想出一个主意。他便给那个友人写信。信写好，他觉得不对又撕了，另写一封。里面的话与自己心里所想的完全不同。
①②借用作者祖父李镛的诗句。(1981年注)
第四节
中饭后周如水正要睡午觉，侍役领了两个客人进房来。他们是他的朋友陈真和吴仁民。他站起来和他们握了手，招呼他们坐下。
陈真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身材并不高，瘦削的脸上永远带着刚毅的表情。一副大眼镜罩住他的近视眼。此外也没有别的特征。但从各方面都可看出来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吴仁民的年纪比陈真的大一些，身材略高，有一张圆脸和一个结实的身子，气魄大，又有热情，但容易使人觉得他有些轻浮。
“仁民到我那里去说起要看你，恰好你的信来了，所以我们一道来看你。”陈真说着便在躺椅上坐下，一面摸出手帕揩额上的汗珠。
吴仁民在写字台前那把活动椅上坐下，随便翻看桌上的书，脸向着站在屋中央的周如水，带笑地问道：“近来怎样？听说你又有了新的‘罗曼斯’了。”
周如水笑了笑，问道：“你读了我写给陈真的信吗？”
“是，读过了，不过女人是谁我却不知道，”这是吴仁民的回答。
“她的姓名，你何必要知道？一个女人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何必一定要打听出来她是谁。我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且这个女人你们是见过的。”
“我们见过？什么人？这就奇怪了！”陈真惊讶地大声说；“你说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张若兰，你不是见过吗？”周如水终于说出了她的名字。“你不是在剑虹家里见过她吗？那一次我也在那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长睫毛，亮眼睛，高高的鼻子，左眼角下有一颗黑痣。”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陈真打断了。陈真猛省地大声说：“啊，原来是她！岂但见过，我和仁民还常常谈起她。人还不错。我看她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
“好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这句话如水听了一定不高兴。”吴仁民在旁边拍手笑起来。
“不见得罢，”周如水表示不服，开始分辩道。“她的思想和我们的接近。我看她丝毫没有小资产阶级的习惯。”
“是，我知道了。”陈真忍不住噗嗤一笑。“她一定赞同你的‘土还主义’，一定说都市的文明怎样不好，都市里整天有汽油味，电车上卖票人如何揩油，商人怎样欺骗，乡下有美丽的风景，有清洁的空气，有朴实的居民，又说大家应该拿起锄头回到田里去。于是你们两个就‘土还’到海滨旅馆来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吴仁民也附和着笑了。
周如水在旁边又好气又好笑，但是他也忍住了，依旧心平气和地分辩道：“你误会了，‘土还主义’决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还不懂得什么是‘土还主义’。”
陈真的脸色变得严肃了，他认真地说：“懂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土还主义’不过是‘土还主义’罢了。在我，与其在乡下过一年平静、安稳的日子，还不如在都市过一天活动的生活。”
周如水注意地听他说话，他想这些朋友在思想上是渐渐地跟他分开了。他们是都市主义者，而自己一个却变成“土还主义者”了。他又想起在陈真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乡村问题连一个也没有谈到，他完全是对都市里的人说话的，好像以为都市问题一解决，乡村问题也就连带解决了。他觉得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他以为乡村比都市更重要，将来新社会的萌芽就在这里。所有觉悟了的人都应该离开都市，到乡村去工作，去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以及其他公共事业和生产事业，去教导农民，帮助农民。他以为这种办法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他每次说出去，便是最好的朋友像陈真他们也要非笑他，不是说他的办法太迂远，就是笑他在做梦。他们确实不了解他。
他想到这里，觉得愤愤不平，好像心里有许多话要吐出来，但是看见陈真的挣红了的脸，便不禁想到这个青年把他的生命消耗在什么上面，他是如何不顾性命地努力着，究竟为了什么人。于是他觉得纵然陈真的主张错了，自己也没有权利反对他，因为他是把他的生命牺牲在这上面了，而且是为了别人。最后他对陈真起了崇敬的感情，同时还带了关切的眼光看这个朋友，一面说：“你也应该保养身体才是，何必这样容易生气？”
“他是没有办法的，他那样不顾性命地工作，那样不讲卫生，真不行。我看他也应该找一个女人才好，”吴仁民微笑道。这微笑里面含得有痛惜。
“那么我把张若兰介绍给你好不好，又漂亮，又温柔，又体贴，”周如水笑着对陈真说，这是在开玩笑。
陈真摇摇手带笑说：“去罢，你的小资产阶级的女性！”又说：“你何必这样客气，把你的人让给我呢？”他还是笑着，他对自己的身体素来就不关心。
“真，老实说，你那种办法，我实在不赞成。一个人做事并不在目前的两三年，你何必这样性急？你的身体我们很关心。我们做朋友的不能够眼睁睁看见你这样不爱惜地摧残你自己！”吴仁民感动地说，他的声音微微地颤动。他似乎害怕陈真不肯静静地听完他的话，所以故意把话说得很快，但是他说不下去了。陈真惊讶地望着他，他也挣红着脸默默地看陈真。过了半晌他才接着说下去：“我们劝你，你总不肯听我们的话。所以我主张找一个女人来管束你，像一个保姆照料小孩一样，给你安排一切……”
陈真听到这里就微微一笑，打岔说：“就像瑶珠对你那样，是吗？”
周如水本来有些伤感，听见这句意外的话，忍不住噗嗤地笑出声来。
“真，你真正岂有此理！”吴仁民又气又笑地对陈真说，“我对你说正经话，你不应该跟我开玩笑！你难道就一点不爱惜你自己？你知道我们对你――”他很激动，不能把话说清楚，就不得不把它咽住了。
陈真默默地站起来。他看了吴仁民几眼，他懂得那眼光，那表情。他再看周如水，周如水的眼睛也在发亮。他知道朋友们爱他。他感到一阵温暖，昂起头在房里走了几步，然后用感激的眼光看吴仁民，微微一笑，说：“谢谢你。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你看我不是过得很好吗？”
“很好？但是你不觉得你的身体一天一天地在瘦下去吗？我们看得很清楚！”吴仁民差不多要发出了绝望的哀鸣。
“不错，真，我去年看见你还比现在强健些。你的病又不是不治之症，就坏在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你纵然不为你自己打算，你也应当想到我们大家对你的一片心，”周如水感动地说，他觉得他要哭了，他掉过头去不敢再看陈真一眼。
陈真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自语似地说：“你们为什么单单注意到我一个人？我是不要紧的，只要你们都好。……我知道你们爱护我。然而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他走回到躺椅前面，坐下去，勉强地笑了笑，继续说：“不要谈这件事情。你们快要把我说得哭起来了。我刚来的时候本来很高兴。”他说完就闭上眼睛把身子躺下去。
这一来大家都没有话可说了。周如水掏出手帕暗暗地揩眼泪，吴仁民默默地咬着嘴唇皮，埋下头看他刚才在桌上翻开的书本。
过了一会，陈真忽然睁开了眼睛惊愕地看他的两个朋友，大声说：“如水，还是你的问题要紧。你现在究竟打算怎样办？”过后他又望着周如水的刚刚抬起来的长脸，等候这个朋友的回答。
“怎样办？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呢，”周如水迟疑了一下答道。
“没有决定？”陈真惊讶地问，“你不是写信说已经不成问题了吗？”
周如水痴呆似地望着陈真，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有点害怕回答陈真的问话，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得随口说道：“信上写的什么我自己也记不起了。问题确实是有的，而且很复杂。”
陈真没有开口。
“有什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你没有勇气！”吴仁民冷笑地说。
陈真这时忽然大声笑起来。但是周如水却涨红了脸表示不服地争辩道：“哪个说我没有勇气？我要是决定做起来，我就会拚命干去，什么也不顾。我的勇气比什么人都大！”他有一点自负的样子，这时候他真正相信自己有很大的勇气。
“只是要等你决定，可就难了。你一生至多也只有一两次的决定，”吴仁民笑道。
周如水摇摇头，气恼地望着他们，过了半晌；才说：“你们不了解我，我的问题很复杂……”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陈真抢了去说：“是的，你有自己不爱的妻子，自己不认识的孩子，你有年老的父亲母亲，……这些我都知道。你还有什么呢？”
“怎么他已经结过婚了？”吴仁民惊讶地说；“我们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没有结过婚！”
周如水受了这一顿抢白，气得说不出话，又不好对他们发作，便发呆地望着他们。
“这就是他的复杂的问题了，”陈真点头说。“他的朋友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在日本和他同住过半年，他的家信我都看过。”歇了歇，他又对周如水说，“其实这丝毫不成问题。实际上你差不多跟家庭脱离了关系。你在外面爱上了一个女人或者和她同居或者结婚，没有一个人来干涉你。”
“只是我良心上怎样过得去？”周如水现出痛苦的样子，这时候他好像把自己当作了一个伟大的牺牲者。
“良心？什么良心？”吴仁民坐在椅子上笑起来，“这跟良心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爱上一个女人同她结婚，这是很自然的事。家里的妻子是父母替你娶的，那不是你的妻子，那是他们的媳妇，让他们去管罢。”
“这样岂不会使父母难堪吗？岂不是从此跟家庭完全断绝了关系，永远不能够回家再见父母一面吗？这太残忍了！”周如水悲痛地说。
“那么就索性离婚罢，”陈真用了近乎残酷的语气说，好像丝毫不同情他似的。“你能够离婚倒也算你一生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的事。”
“离婚？”周如水不懂似地念着。这两个字像鞭子似地打在他的头上，他用手抚着前额，现出惊恐的样子。这两个字太可怕了，是靠着良心生活的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忽然惊惧地叫道：“不能，这是良心所不允许的。不但不能够实行，而且连提也不行，提出来，第一我的父母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会使他们伤心。我还有良心，这样的事我不能够做！”
陈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对于藉良心做护符的周如水起了反感。他的眼里发出强烈的光，透过眼镜刺在周如水的脸上，刺得周如水的脸发痛。他说：“良心！去罢，我不要良心！我正要使那班人，使一切的人会因为自己的过错受到惩罚。不管犯错误的是父母或是别人，都该受到惩罚。……把一个人生下来，在他面前安放了希望，用这个来引诱他，在他快要达到的时候却把希望拿走了，另外给他造就一个牢狱，把他关在那里面，使他没有青春，没有幸福，使他的生活成为长期的受苦。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玩物由自己任意处置，这样的父母是应该受惩罚的。我们正应该使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然而你，你却以为应该为他们牺牲一切，你却躲在良心的盾下放弃了你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你真是个懦夫！”他后面的话说得非常快，周如水和吴仁民两人都听不清楚，不过他们知道他动了气。他容易动气，大概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会安静下来。所以大家也不去管他。他们即使不赞成他的话也不去驳他。这时他说完话，便又默然了，脸红着，样子很苦恼。
这些话太可怕了，在周如水的耳里听来是很荒谬的。要是说话的是别人，他一定会跟他争辩。然而年轻的陈真坐在他的面前喘气；这个人和他一样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却不是为了少数人，是为了大众。而且更超过他的是这个人整日劳苦地工作，从事社会运动，以致得了肺病，病虽然轻，但是他在得了病以后反而工作得更勤苦。别人劝他休息，他却只说：“因为我活着的时间不久了，所以不得不加劲地工作。”如果不是一种更大的爱在鼓舞他，他能够贡献这样大的牺牲吗？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周如水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拿“没有良心”的话来责备的。他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答复陈真。他只是茫然望着这个人的脸。
过了一些难堪的宁静的时候。
“你究竟怎样办？”吴仁民追逼似地问。
“让我再仔细思索一下，”周如水沉吟地说，“我想我应该决定一个计划。如果我决定不管家庭，我自然要找一个女子，我的确需要结婚。不过我又想回家去，那么一切计划都谈不到了。”他的声音里带了忧郁，他似乎也害怕回家去。
“你回家去又打算怎么办？到乡下去做改良农村的工作吗？”吴仁民关心地望着他。
“我本来有这个意思，我想回到自己比较熟习的乡村去，办一些改良的事业。先从一个小的乡村做起，然后再扩充到几个乡村。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办民团，因为那些乡里常常有土匪，民团也是需要的……”
“这也很好，不过我怕你一个人去做有困难，”吴仁民点头说。
周如水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忧郁了，他平日很少是这样忧郁的。他焦虑地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就写信来骂我说：‘你读了这许多年的书，怎么居然弄昏了头脑想起归农来了？你快不要再提归农的话。几个月以前有两个首都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回来的学生跑到乡下去，住不到两个月就被人捉将官里去，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砍了头。你要回来就快息了归农的念头罢。’这样看来，即使回家去，‘土还’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那么你怎么办呢？”吴仁民的眼光就在他的脸上盘旋，使他无法逃避。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茫然回答道。
“我说就不要回去罢！”吴仁民直截了当地说。
周如水现出为难的样子说：“不回去，良心上又好像过不去。两个月以前我还在东京的时候，父亲接连来了两封信要我马上回去，说八九年没有看见我，不知道人怎么样子，很想看到我。他以为我在外面读了八九年的书，又在外国大学毕了业，很可以回省去做官了。”
“做官？我看你的性情决不适宜于做官，”吴仁民插嘴说。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踌躇。做官，我不愿意；归农，又不能够。回家去什么事也不能够做。”他说着，心里很焦虑，他也想不出一个两全的办法。
“那么不回去好了。”
周如水并不注意吴仁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我想了好久，总想不到一个办法。有时我竟然想不顾一切跑回家去，虽然明知道我回去于家人、于我自己实际上并无多大好处，我觉得要这样良心才得安宁。”
“其实照我看来你没有必须回家的理由。”
“你还不明白。……父亲年纪大了，近年来他的生意又完全失败，家里生活也不宽裕，父亲很希望我回去帮助家庭。……而且我有许多亲戚，真正苦得很……大部分是寡妇……我应该设法帮助她们，我如果不回去，她们怎么办呢？”
“你回去又有什么办法？”吴仁民怀疑地侧着头问，表示不相信他的话。周如水回答不出来了。实际上他是没有一点办法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有“良心”两个字，究竟良心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人把他所谓的良心仔细地分析给他看，他也会失笑的。
吴仁民觉得再和周如水讲下去，只是浪费精神，便压住怒气，淡淡地对他说：“好，你回去好了，我赞成你回去，最好早一点动身。”
周如水不知道吴仁民说的是反面的话。他以为吴仁民真的主张他回家去。他听见别人赞成他回家，他自己倒又踌躇起来了。先前他觉得非回家不可，这时候却觉得回家去是太不行了。尤其是抛撇了他所喜欢的张若兰回家去，和他的丑陋的妻子过无爱的生活，这思想是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惋惜地说：“我回到家里恐怕就没有机会再出来。而且我的计划，我的志愿，都无法实现了。还有她……”说到这里他马上住了口。
吴仁民也不去注意这个“她”字究竟指谁，因为在口语里他分辨不出周如水说的是“他”字或“她”字。他只是讥笑地说：“你不是在说牺牲，说良心上的安慰吗？还顾得这些小事情？”
周如水不说话，心里很难受。
“你到这里来，写了多少字？”吴仁民觉得无话可说，忽然想起这件事就问道，同时他也想换个话题和周如水谈点别的事情。
“原稿纸不到两页，算起来不过六百字，”周如水淡淡地回答道。
“怎么这样少？这个地方很宜于写作。”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谁知刚刚到这里，就遇见了她，”说着，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那么我劝你还是放弃了回家的念头罢，同她结婚好了。我看你已经入迷了。”吴仁民看见他笑起来，以为事情有了转机，他会改变主意，便又诚恳地劝他，希望他走幸福的路。
“这个我还不能够决定，我的问题很复杂，须得有长时间的思索才可以避免他日的后悔。”周如水的脸上依旧没有坚决的表情。
“你已经想过好几年了，”这许久不说话的陈真忽然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可是依旧像现在这样地没有结果。你的所谓的良心，好像一个纸糊的灯笼，戳破了是不值一文的。这良心，仔细分析起来，就是社会上一般人的毁誉。……你想着怎样做就不会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甚或会引起他们的赞许，于是你就自以为得到良心上的安慰了。你是没有勇气的人。你没有勇气和现实的痛苦的生活对面，所以常常逃避到美妙的梦境里去。我不像你，我要在痛苦的现实里生活下去。你以为我对我的父母就没有一点爱慕吗？你以为我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吗？不，绝不是这样，我也很知道爱我的父母。然而我生下来母亲就死了。我只有一个爱我的父亲。在十六岁离家的时候我也流过眼泪。不到两年父亲死了，家里接连来了几封电报叫我回去，我也不理。我这样做自己也感到痛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这个身体是属于社会的。我没有权利为了家庭就放弃社会的工作。我不怕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我不要你所说的良心上的安慰，我和你是完全两样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满足。我把我的爱，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上，将来有一天我会看见我的成绩，我的爱和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这些话，态度非常坚决，他的紧握着的拳头像铁块一般。他挺直地立着，显得非常有力，好像是一座塑像。
“你也许有理，”周如水含糊地说，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话可以驳倒陈真了。他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又是痛苦，他不能够看着陈真把他所崇拜的良心分析得那样不值钱。